文字是人类开始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，文字是文化的最重要载体。造纸术的发明创造了适宜的书写载体，印刷术的使用提供了快捷的传播方式，从此书籍制造空前兴盛，各种典籍源源不绝。日积月累，古代中国浩如烟海的典籍维系着历史数千年不绝，更凝聚起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。
四川大学博物馆“册府千华 锦水含章”古籍菁华展，将深藏历史时空的典籍带出密室、面对大众。因为古籍，悠久而灿烂的中华文明五千年来绵延至今，从未中断，举世无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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印刷术普及之前，手写是最通常的成书方式。1900年甘肃敦煌莫高窟被发现，其所藏文献以写本为主，仅有极少量印本及拓片。
《大般若波罗蜜多经》是唐代玄奘法师翻译的大乘佛教般若类经典的汇编，共计六百卷。写卷提按明显，笔画粗细对比强烈，用笔厚重质朴，呈现典型的唐代写经体面貌。
即便雕版印刷普及后，一到鸿篇巨制，皇室也难雕版刻印，只能依赖抄写。比如《永乐大典》，全书共22877卷，凡例和目录60卷，装成11095册，约3.7亿字。《永乐大典》正本已经亡佚，今存414册、789卷“嘉靖副本”，另有33册抄本或影印本、10页残页。
《永乐大典》是明永乐帝朱棣在位时命人编纂的一部集古代典籍之大成的类书，也是迄今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百科全书。但其命运多舛，大多毁于战乱，散落于世界各处，不及原书二十分之一。四川大学博物馆所藏这一册《永乐大典》为1922年入藏，至今已过百年。
卷帙浩繁如《四库全书》，如不以人力抄写而是刻印，财力和时间成本都将是天文数字。
此次展出的《平定两金川方略》，（清）阿桂等撰，清乾隆南三阁四库全书本。《四库全书》是清代乾隆时期编修的、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丛书，此册为四库全书原本，册首钤“古稀天子之宝”玺印。
著名学者在读书时，于字里行间信手写下的批注和评点，将普通的书籍变为“批校本”，其价值远在普通印本之上。如朱熹撰《小学集解》，清道光大梁学署刻本，窦垿作了批注。
有些书籍本来印本普遍，但因阅读者太过迷恋，宁可自己手抄成书，出于无功利的喜好玩赏，才能造就出爱不释手的“精抄本”。《六朝文絜》清人手抄本，小楷笔意源自王羲之，书籍本身也是书法作品。
时至今日，印本古籍纵然难得，稿本却往往还要更加珍贵。
此次展出的《小学答问》，乃章炳麟手稿本。章炳麟号太炎，是鲁迅的老师，《小学答问》是他以答问形式考求《说文解字》本字、探求语言规律的学术著作。观其手稿，可一睹国学大师手写之风采。
自始至终，即便印刷书籍已成主流，手写书籍的稿本文献却一直存在，长期与印本文献并驾齐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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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代中后期，雕版印刷最早于四川地区萌芽。从五代开始，《文选》之类的大型书籍已可刊刻。宋元时期，雕版印刷技艺成熟，由此成为书籍主要制造方式，也进入古代图书印制的黄金时代。
《晦庵先生文集》为南宋大儒朱熹所著诗文合集，包括诗、古文、书跋、书信、奏议等，是研究朱熹生平和学术思想的重要文献。此本为宋刻元修本，属于朱熹文集的浙刻本系统，存世稀少，十分珍贵。
宋元刻本书籍大多雕镂不苟、校阅精审，书写粗细有则，墨香淡雅，纸色苍润。明代中期以后即被视为重宝，有“寸纸寸金”之称。
明清则是雕版印刷的全盛期，精品尤以内府（宫廷）刻书居多，因人力、物力、财力支持来自于皇室，因此内府刻书普遍版式宽大、行格舒朗、字大如钱、书写工致，且纸墨俱佳、装潢考究。
明朝正德、嘉靖年间，刻书规模空前壮大，“写刻本”也逐渐出现，书籍以手写体刊刻，虽印如写，生动别致。
清代写刻本，比一般的印刷书籍更为耗时耗力。虽然宋代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，但由于成本居高不下，时至清代仍然以雕版印刷为主。乾隆时期，一部50余万字的《史记》雕版成本1180两白银，而活字印刷需要1400两白银。
展出的《止堂集》，清乾隆武英殿聚珍版印本。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一部木活字印本。
而从明代后期开始，彩色套印书籍成为新风尚，正文、眉批、注释，以不同颜色套印成书，最常见为朱、墨二色。
西蜀长期为印刷业重镇，印书、刻书之风经久不衰，清末张之洞出任四川学政，倡导落成尊经书院。《四川省城尊经书院记》是张之洞为指导尊经书院诸生读书治学而作，涉及读书门径、治学方法、书院藏书等诸多方面。尊经书院将张之洞此文铭刻于石，以传久远。后来原碑损毁，拓片流传寥寥。此本拓印清晰完整，珍贵难得。
张之洞更撰写《书目答问》，为读书士子开示治学门径，既为名臣，又为学者，古时常有。
1910年，四川存古学堂成立，成立之初即设立存古书局传承学问。鼎革之后，存古学堂旧址上的学院学校，最终合并为国立四川大学，存古书局也成为川大附设的出版机构。
时移世易，风云变幻，印书却始终不辍，文脉也因此赓续不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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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纸张选择到装帧设计，从字体风尚到版面布局，前人从未停止对形式美的探究，处处蕴含东方美学价值观。
如《道藏》，明正统十年（1445）刻本，大巧若拙，白纸黑字，不事工巧。
纸，不如甲骨和青铜坚硬，不如竹木和石头易得，不如丝帛和锦绣珍贵，也不耐虫蚀、撕扯、水淹和兵燹，却因其廉价、轻便和易用，成为古代承载文字的最佳载体。
万历年间开始，“宋体字”率先在苏州地区出现，迅速成为此后四百年刻书字体的主流，并发展成为汉字的主要印刷体。
另外，相比纯文字书籍，图画和笺册更彰显纹样及色彩之美。
《营造法式》，（宋）李诫编修，1925年陶湘刻暨石印本，其色彩已堪与现代印刷比肩。
《四川全图》，（清）董邦达等绘，清乾隆初年彩绘本。全称为《清初四川通省山川形胜全图》，是乾隆初年用兵金川时出于军事目的所作，共计一百五十幅，主要反映了四川一百五十个府厅州县（镇、营、土司）的山川、城池、官署、祠庙、塘汛、关隘、驻军、仓储等内容。此本原属清宫珍藏，清末庚子之乱流落民间，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入藏国立四川大学，为海内孤本。全图青绿设色，绢本彩绘一县一图，呈现鲜明的古代山水风格。
而文字之魅力，也不仅在于其承载的微言大义，更在于其在纸张上呈现的样式。即便“字如其人”并非百分百符实，但看一个人的亲笔笔迹，的确要比看印刷体能产生更直观和深刻的认知。
也因此，中国古籍之珍贵，并不仅仅在于其年代、数量或品类，而是因为无论印制或手写，它都承载着汉语文字之美。众多籍籍无名的抄写者和刻版工，令古籍不仅仅只有文献价值。
无数古籍早已散失亡佚，能存留至今的都是幸运儿。面对数百年甚至上千年前的墨迹，仿佛穿越时空、面对先哲，古籍令文明不绝，斯文永续。
饱经沧桑后的古籍之美，只会让后世国人除了景仰，还是景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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