你经历过活字印刷的年代吗？铸字师傅用滚烫的铅液浇灌铜模、操作机具铸出一个个工整的铅字，捡字师傅从浩瀚的字架上熟练捡出所需要的铅字，排版师傅将字和「铅角」合组成版面，最后交付印刷师傅油印。在电脑数位印刷出现之前，人们阅读的文字得通过一双又一双专业的工匠之手，才得以美观严整地跃然纸上。也不过三、四十年，这光景已几不复见。
在台北后火车站的太原路 79 巷内，坐落着全台湾最后一间铸字工厂──「日星铸字行」。
日星铸字行于 1969 年开业，见证了台湾活字印刷的花开花落。 1980 年代，印刷产业开始数位化，相关店家也相继倒闭，但日星的老板张介冠先生仍坚守着在这里，一心一意要为后代留下活字印刷所有美丽细节。
走进朴实的店面，眼前是一列又一列的字架，字架上排满微微泛着金属光泽的细小铅字，按字号、部首及常用程度，条理分明地收纳着；通过狭窄走道，店后铸字的小工房内，置着数架颇有历史的铸字机。走过半世纪光阴，这儿几乎没什么改变，最大差别是现在的铸字行打开门来，欢迎所有人入内体会铅字的美。
而身着 Polo 衫、西装裤和金属细框眼镜的张老板，质朴谈吐中不失文人气质，「文字的匠人」大概是最贴切的形容。带我们到地下室进行访谈时，他不忘顺手将几个刚铸好的铅字上架。
即使是访谈前一刻，张老板还是悉心上架
走过台湾印刷史，张锡龄父子的故事
张老板从小在印刷厂环境长大，不只父亲，许多亲戚也是相关专业人士，可说是印刷世家的子弟。他的父亲张锡龄先生，即日星铸字行的创办人，其职业生涯横跨了日治时代、战后，一直到活字被数位取代，仿佛台湾当代报业印刷史的缩影。
「我爸爸最早是在《台湾日日新报》当学徒，光复后才到其他报社，像《公论报》、《民报》、《新生报》。」张老板为我们说明当时报社捡字员的工作型态，「有的人会早上到某家报社做副刊，下午到某家报社去作正刊，只是就比较累。」
过去的大报社附有铸字部门、刻字工等完善的人力设备，张锡龄在报社的工作主要是捡字，但也一并学习了铸字的技术。
「从我有记忆开始，约民国 45 年起，我父亲就是跟他的好友合资开印刷厂。到 1967 年，他自己想独立创业，我才从本职离开，跟着进到印刷业。」
原本学机械的张老板，在15 岁的年纪进入「大圆盘印刷厂」学习相关技术，「那里是专门印成衣吊牌的，以前台湾是成衣外销王国，需求量很大，我就进去里面跑业务、当学徒。」看似顺水推舟的子承父业，张老板当时应该也没想到，这家铸字行会成为台湾的最后与唯一吧。
铸字行里，一盒盒整齐挨着彼此的铅字。
日治时期的活字印刷革命与《台湾民报》
等等，活字印刷和台湾报纸的缘分是从何时开始的呢？让我们倒带一下，回到活字印刷刚在台湾撒下火种的年代。
大约一百年前的 1915 年至 1930 年，正值日治时期的台湾阅读人口增加，主流印刷方式逐渐从传统的雕版转为活版。历经明治维新的日本，学习了西方最新的活字印刷方法，并运用于报纸印刷上；而随着当时半官方的第一大报《台湾日日新报》于1989 年创刊，这套近代报业的活字印刷技术也正式系统性地进驻台湾。 《日日新报》培养出第一批台湾在地的活字印刷师傅（张锡龄先生最早也是在此担任学徒），不少师傅后来在报社所坐落的万华地区开业经营，往后数十年，万华一直是台北最热络的印刷业中心。
就在活字印刷兴起的时刻，对现代台湾意识影响深远的《台湾民报》系统出现了。最早是 1920 年留学生在东京创办的《台湾青年》月刊，几经改版与更名，1923 年的《台湾民报》半月刊转为大众取向的口语文字，规模更加扩大。移入台湾一年后改名《台湾新民报》，1932 年开始发行日刊。
《台湾民报》是日治时期台湾人发声的管道，也是社会运动的摇篮，活字印刷技术在这其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。透过新兴的印刷技术，报纸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被大量、标准化刊印，新知与言论不再是少数仕绅阶级的专利，得以快速传递到大众手上，也促使「我们台湾人」这共同概念的形成。
随着日本军国主义抬头，《台湾民报》迈向休止。不过，战后该社的原班人马秉持相同的精神，于 1945 年 10 月创刊《民报》。至二二八事件停刊，短短 17 个月，为当时社会留下不少珍贵史料。
张锡龄先生曾工作过的《民报》，可说是《台湾民报》系列在战后社会最后一次短暂却美丽的绽放。
二二八私烟冲突对面的捡字房
张锡龄在《民报》担任捡字员时，近距离目睹了二二八事件的肇始，「他当时的工作场所刚好在黑美人酒家的斜对面，从捡字房望出去就可以看到。」
冲突就发生在对街，记者自然立刻前往报导，此后《民报》被迫停刊，社长林茂生也失踪。 「军队在 3 月 2 号把整个工厂推掉。但是我父亲对于这件事情应该说早期的新闻从业人员，那时都噤若寒蝉。」
张老板从未听父亲正面谈论此事，只在长辈聊天时从旁听到一些。 「我父亲在新闻界工作那么久，从日治时代一直走入到民国时期，整个社会氛围还有报社生态，让他很清楚有很多话是不能随便乱说。我们战后婴儿潮的这一辈，都常听长辈说『囡仔人有耳无喙』。」
日星的全盛年代
「日星的印刷厂客户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，都是以公司的报表文件为主要印刷业务。」张老板为我们这些外行人解说，「早期的印刷厂分为书籍印刷、表格印刷两种，设备是不一样的，表格类的印刷厂就完全没有铸字部门。」
二十世纪下半叶，台湾经济起飞，贸易公司、加工厂如春笋冒出，他们需要日报表、便条纸、信纸信封，专门印制这种表格制品的印刷厂，就是日星的客户来源。全盛期父子轮班赶制，一天需铸十万字以上。
至于报社，会向铸字行买字的状况非常稀少，大报社本身就有铸字部门，若缺字也有临时的刻字工，或用两个铅字偏旁去拼字，只有小报社缺标题字才会向铸字行购买。 「而且，一般来讲编辑都会知道厂里面什么字有、什么字没有，他在下标的时候都会稍微斟酌。」
1980 至 1990 年代，台湾的印刷迈向数位化，铅字设备逐渐被汰换，就连报社也不例外，张老板曾在 1986 年买下联合报出清的二台铸字机和一套铜模。
「当时业界都认为这些东西留着也没用，就用满低的价格出清，在财产申报上面有数目可以填就好。买下他们二台铸字机刚好弥补我们的不足，我们有楷书没有宋体，那套初号宋体的铜模正好也缺。」现在的日星铸字行，营收几乎都来自观光客，顶多勉强打平收支。前半年由于疫情影响，连这份收入也没有，光人事费用就亏损一百多万。至于印刷厂客户购买铅字的老本行，一年差不多才 5000 元左右。 「全台湾我知道的（活版印刷厂）二三十家有，但现在他们业务以流水号或骑缝线为主，用不到铅字。」
张老板最初兴起保存活字印刷的念头是在 2000 年，原只想留一小部份给子孙纪念，后来才有公益化的想法。他们的最终目标是将日星铸字行转化成一间「活版印刷工艺馆」，完整保留这份技艺的所有环节。首先，得将店内用了 40 年的老字母铜模修复，保留仅存的珍贵繁体字型。 2006 年开跑的铜模复刻计画需要大量金钱跟时间，目前离低标 15 万字还很遥远。
「字形修复是孤独的、漫长的路，要耐得住性子；要对于活版印刷的作业、老字型与电脑字型的差别有所掌握，还要了解后续铜模制作和印刷结果的人为差异。」
他们粗估培养出一个人员得花5 年，张老板现场心算，假设学徒一个月领3 万元，5 年下来就快200 万，至少得培养2 名，一人一天平均修复7 个字最重要的是，学成的人员是否愿意耗费几十年青春，去走这条看不见尽头的路呢？
「活版印刷被电脑取代到现在大概已 35 年，一个产业的再生需要双倍时间，所以我是看不到，再活 70 年我会变成老妖怪。」张老板笑说。
张老板检查铅字与排字的工作台
穿越百年的活字印刷革命
1920 年代，活字印刷带来快速、大量、标准化的文字通讯，推动了台湾社会的变革；100 年后的此刻，我们处于完全相反的变局，属于机械时代的铅字一个个排列太过缓慢，繁体活字印刷已濒临绝迹。当世事变换的速度让所有人都来不及回眸，谁来为我们留下文化与记忆呢？
即使知道自己来不及目睹花开结果的那天，张老板今天仍守在店里，一字一字修复铜模、卖铅字、为学生团体和观光客说故事，缓缓推动着属于21 世纪的活字印刷革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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